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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漳州平和壶嗣建设成平和新的旅游增长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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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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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平和壶嗣位于平和南部,与诏安.云宵相连.是水果之乡,胜产荔枝.龙眼.香蕉.黄弹,是台湾阿里山神吴凤的故里.
是平和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也是平和.诏安.云霄i漳浦等地公认的吴氏祖籍地.
希望平和政府能重视,以台湾阿里山神吴凤的故里.壶嗣土楼.台侨吴氏寻根之旅,来开发好旅游这张牌,让她成为
平和新的旅游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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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搞笑的我,总想把欢乐带给你,好想和你拥有一份真挚情感,也许故事会在你我之间发生.....
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清光绪年间,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出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谋生。至清末民初,旅外华侨达300多人。
http://www.wenhuazz.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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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民国初期,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已有近三百人在泰国北大年定居,云霄县曲溪村(以前是属于壶嗣)吴氏族人也有55人在泰国谋生,http://www.wenhuazz.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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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吴凤(1699~1769年),字元辉,漳州平和县壶嗣乌石人。200年前,吴凤为革除台湾阿里山人“出草”的恶习,敦促汉族与高山族同胞世代友好而英勇献身。他被台湾人尊为“阿里山忠王”。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吴凤随父到台湾。先是住在诸罗县堡美街(即现在的嘉义县兴中街),后迁至大目根堡鹿麻庄(即现在的嘉义县竹崎乡仁义村)。吴凤从小跟父亲学医,十多岁就常跟父亲去阿里山社为山胞治病。16岁时,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吴凤与父亲一同回壶嗣乌石村,祭祖访友,爬上灵通山采鸡血藤,熬煮鸡血藤膏,运往台湾阿里山送给山胞服用,颇受阿里山乡民的敬慕。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吴凤出任阿里山通事。通事为县衙一属吏,职掌汉人与山胞贸易、山胞地赋税及教育文化等事宜。为了民族友好,吴凤就任后即与蕃民约法三章:一是严禁社商、社棍的活动,以杜绝剥削蕃人的弊端;二是清还移民借地,以制止侵占,并督课蕃税,以绝诈惑;三是剔除宿弊,以刷新政治。他本人亦以身作则,奉行奉公、守法、爱民三大原则,以诚教化,谢绝馈送,拒收贿赂,使高山族同胞得以安居乐业。
  吴凤刚正不阿,对于握有县衙实权的师爷们,也不肯曲意奉承。任职后虽更换了数任县令。而通事一职终由吴凤执掌,政绩愈斐。任期达48年之久。
  吴凤同情山胞生活的艰苦,耐心地教他们垦植、医疗及制造手工艺品的各种知识。同时,还教山地儿童读书写字,教山胞妇女纺纱织布,经常为山胞看病,供药。
  山胞习以族斗,常以刀矢相见。吴凤以赤诚与公正,为他们排难解纷。同时进一步调解山胞与汉人两族间的纠纷,使高汉两族交往比较密切。长期以来,山胞每逢稻谷收获季节,必定举行“粟祭”,就是山胞下山杀害异族之人,割下首级以祭神明,此谓“出草”。就这样,有不少来往于山界或误入山界的汉族人遭到无辜的杀害。吴凤懂得,这种陋俗极易挑起事端,应予革除。
  吴凤任职的第二年,稻谷又快登场时,阿里山的山民催吴凤要“粟祭”的祭品(头颅)。吴凤耐心劝告酋长,要革除“出草”恶习。吴凤问道:“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乱,你们参与造反,大举下山杀人,一共杀了多少汉人,骷髅都在哪里?”酋长告诉吴凤尚存四十多。吴凤说:“就用这四十多个骷髅作祭品吧!一年用一个,还可用好多年呢!”
  山民们勉强听从了吴凤的劝告,从此阿里山停止“出草”40余年。
  斗转星移,一晃过了40多年。老酋长去世,其子奥哥被推举为酋长。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积存的骷髅用完了。山民纷纷要奥哥恢复“出草”。奥哥与吴凤商量。吴凤建议用牛头以代,奥哥同意了。但不少山民说什么牛头不顶用。吴凤说:“老酋长没杀人已四十多年,山上年年丰收,很少干旱,没有疾病,这是大家见得到的。”言之有据,山胞才勉强以牛头祭神。
  又三年过去了。阿里山许多青年人认为吴凤什么都好,但不许他们“出草”,违反了他们千年的“规矩”,剥夺了他们敬神、娱乐的权利,不时找奥哥要求恢复“出草”,民情汹汹。吴凤深感事态严重,翌日召集山民代表曰:“我任职40多年,不曾有一事亏待你们,须知杀人犯法,况且杀了好人祭神,神不但不保佑,反将生气而降灾。如今,我既然和你们有约在先,就只准你们杀1人,此人朱衣红巾,明日将在官厅面前徘徊。今后,不准伤害其他人。”山民听了,欢呼而去。次晨,吴凤束装如约,走出官厅时,即被预伏的射手射倒。山民一拥而上,揭开红巾一看,发现死者竟是他们奉若神明的吴通事,顿时愕然失措,悲痛至极。各社酋长闻知,纷纷奔来抚尸号哭,无不忏悔。
  吴凤殉职后,48社酋长聚议于诸马劳社,发誓从此废除杀人“粟祭”恶习。同时,还厚备祭礼祭奠吴凤之灵。立誓云:“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举人祭,举则灭族!”并埋石立碑传示子孙,自此恶俗永革。台湾人民仰慕吴凤遗德,于嘉庆末年在吴凤生前理事的地方建起一座阿里山忠王祠———吴凤庙。每年吴凤忌日,汉族与高山族联合举行盛大祭典,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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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一只鱼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广东省高州市电信
出国史话

  

出 国

  唐代以前,漳州地区属闽越国,土地尚未开发,人口也不多,加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很少有人出国定居。
  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封建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随着航海业和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漳州沿海有一些商人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经商和定居。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后,更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南洋诸岛的关系。从此有不少漳州商人、水手、农民、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路线到东南亚经商和谋生,其中一些人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当地定居。这些早期的漳州籍移民,成为东南亚华侨的先驱。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逐步占领并瓜分了东南亚地区,同时还在美洲、非洲、澳洲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为了掠夺西欧市场所需的原料,他们从闽、粤沿海拐骗、掳掠大批“契约华工”去开发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致使漳州沿海的劳动人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因而漳州是华侨出国较早、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

一、唐、宋、元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发展,已有少数闽南人移居东南亚及日本诸岛的港口,从事手工业或经商。
  唐禧宗时,黄巢起义军于干符五年(878)攻入福州。义军途经泉州转广东时,曾率部驻扎在九龙江畔,当时有不少漳州农民投奔到黄巢起义军里。后来,起义军跟唐兵在龙溪县境内的歧山、鹤鸣山之间的险要关口——万松关交战失利,黄巢率部撤往广东,一部分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将士下海谋生,其中有不少漳州籍的士兵也随同前往南洋。当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许多破产的漳州农民也纷纷乘船,随着信风,飘往菲律宾、印尼等岛国,并在那里扎根,繁衍子孙。据阿拉伯人马素提撰写的《黄金牧地》一书称,他在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33)航经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时,看见“有许多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林邦(今巨港)区域为多,盖避其国中黄巢之乱而至者。“又据英国人堪培尔证实:“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曾有一艘中国商船在爪哇的三宝附近遇险,船主将贵重宝物献给当地直葛王,受到优待,得许留居。”
  五代时期,漳泉人民在闽王的残酷统治下赋役沉重,生活困苦,有些人出国到南洋。
  公元960年建立的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业复兴,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东南沿海主要口岸增设专管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漳州一带到南洋经商的人逐渐增多。
  南宋偏安江左建都临安(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方人口急剧增加,漳州属下四个县有人口100469人。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当时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碗确之地,耕耨殆遍,亩值浸贵,故多田讼”。由于人多地少,加上当时封建官僚、商贾富豪大置田产,农村土地兼并盛行。不少失去土地的闽南农民离乡背井,随商船往南洋谋生。宋代贸易市舶司赵汝适在《诸蕃志•南疃国》中也谈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今苏门答腊属地)住冬,至次年再发回,一月始建”。这种“住冬”,也有就此定居当地“十年不归”的住商,成为移居东南亚华侨的前身。
  南宋末年,宋端宗赵罡为元兵追击,败于泉州,其弟赵昺幼年继位南下。据《诏安县志》记载,赵昺仓惶逃至诏安时,诏安人张达(官右都统)与陈植、陈格兄弟等率兵民勤王,后率部随驾卫护帝抵崖山,因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败。陆秀夫负幼主投海殉国,张达、陈格等亦捐躯,其残部有的远遁东南亚各地。陈植潜回诏安发动乡民,共图复宋抗元,事败后,本人捐躯,余部或隐姓埋名,或远遁南洋。
  宋末元初,元兵入侵闽南一带,文天祥曾在漳州一带收集旧部残军,当时亦有许多漳州人被招募,在闽粤沿海一带抗击元军,失败后,纷纷逃避南洋,大都侨居占城(今越南境内)、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不少不愿臣服元朝统治的义士和难民逃居国外,并终老于异乡。宋末学者郑思肖(号所南)写的《心史》“大义叙略”条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将张弘范攻崖山,宋兵战败,亡”。“曾渊子等诸文武,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他国”。 从以上史实中可窥见闽南沿海人遁居南洋的端倪。
  元世祖忽必烈以泉州港与漳州府梅岭港为军港,屡次远征爪哇、安南、缅甸、遏逻等东南亚国家。当时被招募为遗征军的漳、泉二府及粤之潮州府的人民甚多,且多数充当水手。后来有一部分人滞居南洋各地。据汪大渊著述的《岛夷志略》记载:(马鲁涧国)有酋长原临漳人,陈其姓,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
  元朝统治时,漳属人民的起义较为频繁。每次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乘帆船逃往南洋,并在那里定居。以后,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也谈到,“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随郑和同行的巩珍在《西洋番志》中也提到,他到爪哇时,已闻杜板,此地约有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该书还记载,爪哇国人有三等,其中一等为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州下海者。”说明当时已有成批的漳州人定居爪哇。

二、明、清时期

  明代是漳州人往返海内外最为频繁的时期。
  明初,福建沿海各地由于畏期战乱,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贫困,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肃清残敌,防止他们借助海外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重新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和人口外流,但“海者”闽人之田也,徒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
  明成祖朱埭继位后,改变全面禁海的政策,但严禁民间私商出海,以便朝廷独占外贸权益。朱埭为了宣扬国威,发展外贸而恢复外贸机构,并派遣吴用、颜宗鲁等出使爪哇、交趾,开展海外联络工作。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先后访问了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以及非洲东部等30多个国家,不但促进了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为大批闽南农民、手工业者前往谋生就业创造了良机。
  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所带的随从大部分为漳、泉、潮一带的人民。朋永乐至成化年间,陆续有漳州人移居南洋,其中有的是随郑和下西洋而羁留国外的。如龙海县角美鸿渐村许氏族人即于成化年间定居吕宋。尔后,鸿渐村人到南洋的越来越多,至1491年,该村十户就有八、九户到南洋谋生,成化七年(1471),龙溪县海商丘弘敏等私下通番,航行到马六甲,后常有航船到南洋各地。
  明景泰四年(1453),漳州月港(今海澄)海外贸易兴起,至成化年间(1465---1487),月港,白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篦,商贸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动贸迁,航海贸易诸番。“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巾洋”,“西方异客皆集月港,漳泉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贸之利,比比皆然”。当时月港附近的一些地方,如月港毗邻的石码,东北方的海沧,东南方的港尾卓岐,西北方的石角东(今角美一带),甚至远至漳属各县,已有许多人取道月港出国谋生。
  从月港出国的华侨大多前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东南亚各国属西洋方向的有交趾、占城(今越南)、暹逻(今泰国)、真腊(今东埔寨)、大泥(今泰国南部)、吉兰丹、麻六甲(即马六甲)、丁机宜、彭亨、柔佛(以上皆在马来半岛)、旧港、阿齐、加留巴、苏吉丹、文郎马神、吉思地板(今帝汶岛)、下港(在今印尼境内)等:属东洋方向的有吕宋、苏禄、麻逸、猫里务、民都洛(以上皆在菲律宝群岛)、美洛尼(今印尼马鲁古群岛)、渤泥、文莱(今加里曼丹岛北部)。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吕宋华人最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而不返,至长子孙。”嘉靖年间(1522---1566)吕宋的中国商贩达数万人,其中福建漳州海商占“十之八”。
  日本也是月港商船经常抵达的国家。由于倭患,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是私商“率多潜往”。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鲜国王咨明朝礼部言: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而为台风飘至朝鲜者,前后共达千人以上。至嘉靖末年,国人赴日者已达二、三万人,其中大多为漳属人。
  明隆庆元年(1567),朝廷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开放海禁的奏请。这为漳州人民出国经商和谋生进一步提供了机会,也为欧洲殖民者掠夺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力。这时月港进入了全盛的时期,成为中外海商活动的中心之一。
  明万历年间,漳州、泉州地区的人民仍以移居菲律宾的为最多,“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
  明代有不少漳州人去马六甲定居。“据1613年伊里狄所给的满刺加(马六甲)城市圃,在满刺加河西北,志有中国村(今吉宁街至水仙门一带)、漳州门及中国溪三名。即华侨居留地。”在马六甲的三保山,至今还保留着祖籍漳州的甲必丹郑芳扬等闽籍侨商倡建的用于祭祖的青云亭和“青云亭碑记”等。
  明代史籍中还有不少关于漳州人在侨居国担任地方官或外交使节的记载:正统元年(1436),“爪哇国使财富八至满荣,自陈:初姓洪,名义仔,福建笼溪县民,以渔为业,被番倭掳去,脱走于爪哇,改为今名,遣使方物来京,愿乞复业。上命有司给脚力口粮,送还本家。”正统三年(1438)爪哇国使臣马用良、通事殷南、文旦表:“臣等本皆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坠其国,今殷欲与家属同来者还乡,用良、文且欲为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国。”“上命殷还乡,冠带闲住,用良、文旦许祭祖,有司给口粮脚力。”
  “婆罗,又名文莱……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万历中,渤泥(加里曼丹岛北部)“王卒,无嗣,族人予立,国中杀戮凡尽,仍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拿督,华言遵官也,因乱出奔。女王立,迎返之……华人多流寓地。嘉靖末,闽粤海寇余孽潜逃于此,仅二千余人。
  明万历年间到南洋群岛谋生的漳州人达数万人。他们大多数是出去谋生的手工业者,到达侨居地后,又往往聚居一处,于是形成一个个小规模的华侨社会群体,在当地繁衍生息。
  十七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先后侵占南洋各地,并派遣武装般只骚扰我国沿海,劫掠般只、货物和劳力,破坏我国的海外贸易。明天启二年(7622),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列岛后,封锁九龙江口,横行台湾海峡,抢劫漳州海商的船货,百般阻挠月港的海上贸易交通。当时参与侵犯福建沿海的荷兰船长威廉•鹿德古招供:
  “(1623年2月)二十日,我们夺获一艘中国帆船和四十名中国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漳州河(即九龙江)出海的,还说称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已同漳州人订立了一项条约,但我们照常把那艘帆船夺取过来。”“五月一日,在航途中,我们遇上另一艘准备开往马尼拉去的中国帆船,载着价值千金的货物和二百五十个人。我们抢夺了这艘帆船……我们把这些中国人,以及从别条船上带来的中国人都带到佩斯卡尔多岛(即澎湖群岛)去,总数大约有一千四百人。我们叫他们运土造城堡,城堡造好后,把他们载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卖掉。”
  明嘉靖年间,闽南沿海出现了拥有海上武装的私商集团,他们“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转商为寇”。如“月港积年通番巨寇”的洪迪珍、严山老、许西池,都是月港著名海商。当时漳州沿海的广大农民、渔民、盐民、商贩、小手工业者,迫于海禁,生计断绝,就“千百为群”入海归附那些“亦商亦寇”的私商海上武装集团,以后就流落南洋群岛定居成为华侨。
  明末清初,有一些不满清廷统治的福建人逃亡国外。如漳州府龙溪县廿八都回鄙玉洲上社陈养纯,因“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漳州府海澄县潘文彦及其妻也因“义不事清”而流亡越南。
  清初,郑成功起兵抗清。顺治年间,漳属龙溪、海澄、东山等县境内是郑成功部队与清军抗争的战场。清政府为了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于顺治十二年(1655)重新宣布“海禁”,明令“禁造两桅以上的大船”,并声称敢于“移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决,立斩。”但不少漳属人民不顾禁令依然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据华安县丰山乡银塘村〈〈赵氏族谱〉〉记载,自明万历至清嘉庆年间(1576---1796),赵氏族人自十四世至十九世出洋定居巴城25人,东埔寨5人,暹逻1人。
  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至50里的内地,自闽安镇起,北至海埕620里,南至闽粤两省分水关150里,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的多至25904顷,其余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圩,无数百姓,流离颠沛。”据浚澶着的《郑氏始末》一书中说,迁移沿海边地居民,以恒为界,海澄自一都至六都皆为赤土。《清圣祖实录》记载:“由于清廷下令宣布大肆迁界,漳州府沿海居民庐舍为废圩,田园荒芜,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由于人民不断进行反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3)清政府不得不放松“海禁” ,漳属沿海各县人民出洋者又增多。华安县沙建乡岱山村《郭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郭氏十五世开始有人出洋,至十七世,往巴城4人,暹逻6人。
  17---19世纪,漳泉地区移居菲律宾的最多,据雷戈里奥•弗•赛义德在《菲律宝共和国一一历史•政府与文明》第10章统计,1603年菲律宾的华侨已有3万人,1747年增至4万人,至1886年便增6.7万人,1896年达到1O万人。
  据日本学者建田省三在《华侨经济谕》中记载:从1616年荷兰殖民者开始兴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到1733年巴达维亚城内已有华侨8万人,这些华侨多数是漳泉一带迁去的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他们在当地种植水稻、种蔗榨糖、开办酿酒作坊、成为开发当地经济的主要力量。
  清乾隆五年(1740)1O月,荷印殖民者制造了“红溪惨案”,巴城上万名华侨死于无辜,华侨人口锐减。“巴城缺少了华侨,不但巴城的市民因粮食和工业产品的缺乏而遭受极大的痛苦,东印度公司本身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不几年,荷印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重新招徕华侨,派人到闽南沿海招徕中国移民去荷印经商和定居。1743年起,又有漳州人从厦门乘船往巴城。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崩溃,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加重剥削,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漳、泉人民大量出洋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所谓“契约华工” ,一种是指与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到海外出卖劳力,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国苦力;另一种是“赊欠单工”,即向工头借支出洋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再以服役方式抵偿债务的劳工。正如诏安民间所说的“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清同治六年(1866),诏安深桥乡溪南村陈永源就是签订“契约华工”到古巴当苦力的。这种“赊欠单工”,实际上也没有人身自由。
  当时西方殖民者先后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卖人行”(殖民者称为猪仔馆),采取诱拐、绑架等非法手法,从事拐卖“契约华工”的勾当。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在厦门开设“大德记卖人行”和“和记洋行”;1850年,西班牙又在厦门开设“瑞记洋行”。厦门一时成为西方各国贩卖契约华工最猖獗的口岸。1852年英国赫姆斯号船长菲希伯恩曾描述过他在厦门港口见到的情景:“那些‘苦力’都被关在奴隶屯集所一样的木棚,10—12人一间,里面肮脏不堪,每间12x14呎,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他们总共有500人左右,都是一丝不挂,门外挂有‘闲人免进’的英文招牌。”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着的《契约华工史》记载:“1869年年初,在厦门的西班牙领事招收690名契约华工往古巴,分两船于三、四月间运出,目击华人多拘禁,侍若奴仆,在铁窗内探头外看,苦称受人拐卖,不能随便出,难于脱身。”许多受害家属纷纷提出申诉。清同治十一年外务部抄存有关古巴招工部分文件中有赫德申称:具禀人漳属寡妇陈何氏,自少夫早亡,遗下一子,名唤陈麒麟。母子相依为命,冤遭名喜,名盛诱骗来厦,将麟盗卖吕宋国招工所。氏家贫如洗,又系隔属,告借无门,致子被诱,家资可知,斯时身作银,原系喜等收领,氏子无得分文,非蒙释放,亏氏仅守一子,无望再生。合亟情乞税务司大人也察施行,恩准释放,俾氏母子相依,如获再生,感戴二天。切叩。”
  “卖人行”为了防止华工反抗,把华工捆绑上船,关进底舱的夹层里,途中饥饿,潮湿而致疾病蔓延,每天清仓,把病号抬到甲板上,任凭风吃、日晒、雨淋。被认为无法救治的,则于三更半夜拋进大海。此外,还有饿死、打死、以及受不了虐待而自杀身亡的,途中死亡率往往达一半以上。
  契约华工也有忍受不了旅途中的煎熬侮辱,不顾生死,奋起反抗的。如1852年3月21日美国船只“罗伯特•包恩”号,装运着41O名华工,从厦门开往美国旧金山。华工上船后,美国人即逼迫华工在卖身契上签字,不签者立即遭到鞭笞。途中,华工忍受不了船上美国人的迫害和侮辱,奋起反抗,打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水手共6名,控制了船只。在返航中,华工误认硫球群岛为台湾岛,有300多名华工在群岛的石垣岛登陆。留在船上的小部分华工,被跑回船的美国水手捆绑起来,载回厦门。登上石垣岛的华工,遭到英、美军舰的追捕,有的被打死。据日本冲绳县编写的《历代窃案》统计,这批起义华工中龙溪县籍有63人。其中幸存者35人,死难22人,病故6人。后来被英、美军舰拘捕的人中,有17人被诬为“海盗”,其中有2名是海澄县人,2名是南靖县人。
  清同治十一年(1872),南洋大臣何璟由日本带回被拐骗往秘鲁当华工的难民资遣回籍的陈兴供述:“漳州府诏安县人,年三十六岁小生意度日,家有母亲并弟一个,还有妻,小儿二个。小的在饶平县大埕乡地方被认识的陈阿轧骗做小工,每月许工洋四元。四月十四日下艇船,十九日抵澳门,即上夹板船,将小的所穿衣服剥去,给小的一套布衫、裤,并棉袄一件。当付小的两月工洋八元,要指押,如不肯,外国人即用藤条重打锁脚,小的无法,就打指印。所拿工洋,说要在船上作买吃茶水等用,今已用完。该船四月二十二日开航,将小的关在舱底,五月十五日在洋被风吹断桅子三根,六月初四到日本。初五该船上的外国人将小的等二十余人,全行开锁,不许我们开口,许我们即可上岸做工的话。后来有东洋官到外国兵官来船,小的们喊救,到七月十六日有东洋官来接船,将全船被掳之人带去。该船上又给小的们无号紫花布衫裤一套。以后在日本国住,九月十三日上轮船到上海。”
  华工到达目的地以后,被迫从事繁重劳动,所受奴役和剥削的残酷,实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罕见。这些华工,一般很难偿清契约的重债,在劳役期间所得的菲薄收入,顾主和工头还通过高价赊购日用品,设赌局、开烟馆等方法进行勒索和盘剥,直到血汗榨干,老死异邦。
  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派刑部主事、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赴古巴查访华工事务,收到1665人的合禀帖,85份口供实录。陈兰彬目睹华工的惨状,在给总理衙门的《古巴华工事务各节》呈文中写道:……其工作过重,其饮食过薄,其工作时刻过多,其被棍棒鞭拷锁闸,荼毒又最甚。逐年各处打死、打伤、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文中还写道:“据华工骆永胜、纪阿乐投诉,他们亲眼看见有4名福建人自缢,2人投糖锅自杀,漳州人谢某被活活打死,另外两个自杀身亡。”少数幸存者流落当地定居成为华侨。下面是《古巴华工呈词节录》中的几份漳属华工呈词。
  “漳州人吴越稟称:我年四十八岁,打渔为生。有一天到姑妈家去,路上遇着一个人约我去厦门工作,说有很多钱。到厦门后被锁在屋子里一个多月,再带到船上订合同一张,拐我的人拿了十二元,我未得钱。咸丰十三年(1853)初始开船,船上投水的约二十人……船到夏湾拿(今哈瓦那),把我卖给糖寮,每月四元,按月付的。如果病了一个星期即扣工资……做满八年又增加时间,要我再订合同两年,每月洋钱八元。”
  “二月十三日,据福建龙溪县张泰隆禀称:同治三年,往咬唠吧(今雅加达),由三宝垅往南采米发兑。七年间,澳门有一夹板船,运华人五百余,扬帆去夏湾城。至吧城,薪米水等不周,故进吧港添采,三日之后,复出吧港,遇风将舟打破,华人五百余投生登岸。时吧官玛腰与船主约定,两月之期,返澳整船,再来装运。不料船主回澳八九月之久不返,吧国主将此华人用夹板船装去夏湾城,船主要寻一人识吧语,请我在船上通事,每月工资四十元,议到湾后返舟配回,有吧城文凭为证。途中药,水不足,死一百二十余人,尚存一百五十二人。到湾,谁知船主起不良之心,令我押此华人登岸往兑人行,并将我禁在行中,不许出入。三月后,有番人与我坐车去城中番屋传话,我是东家,船主将你卖与我八年为奴,我不识此地言语,后方知船主将我卖身,悲惨之至,东家逐日殴辱难当,七年间走出城内一月,又被东家拿回刑罚禁锁,幸同乡万有生向东家哀求,每月纳回银十二元,故此脱禁。今已四年,仍要按期纳银,不知何日得免。”
  “三月初五日,据福建诏安县郑惺、王保、曾二、林水、方得、陈庆等禀称:初过番邦,意欲求工夫头路,谁知被卖入糖寮,日夜相连做工,不分旦夕,寝食不足,受着押打鞭刑之苦楚,视我等如同禽兽畜牲。幸到八年满限,又被头家将我等尽送官府,每日修整路径抬石,两足锁链,管工逐日再加刑罚之苦,番官将我等尽押,强要缚身六年,日日苦楚,冤情难诉。”
  陈琴供:年三十二岁,福建漳州府人,本系当兵,有一夜由厦门搭渡,欲回漳州,不料被他驶去夹板船边,叫我上船,我不肯上,他们打我,硬捉上船,并无合同,无钱给我。咸丰九年正月开船,船上死的人多,因水不够渴死的,如拿水食即打,到夏湾拿十六天,卖入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做工稍慢即打,我初来不识话,屡次被打,夜深眼困,被锁好几遍……八年工满,送我入工所,我用三个大金,买得一张满身纸,出马当萨司做工,每月约可得十五元,未能剩钱,因为各物俱贵,年年换满身纸,须要四、五元,听见人说旧时换纸,不过半元。”
  被拐卖的漳州籍契约华工大多数从厦门出洋,诏安、东山、云霄等县部分契约华工则从广东汕头出洋。
  “吴绍供:年五十五岁,福建诏安县人。在家耕田,因家穷苦,就同朋友到汕头上船,见过外国人,说是客,无合同,无钱。咸丰七年正月开船。船上投海三人,待人不好,水饭都不够。到夏湾拿三天,卖入糖寮,是十八个大金。每月工钱四圆,病照扣。如果做工慢,管工的用牛皮鞭打,食不饱,卯初上工,子正歇,中间歇一时食饭,礼拜照常做工……糖寮满八年后,又与别人立合同两年,每月八元五角,得了满身纸,就在外作散工。作了十年,每月约十七圆。有一天,在糖寮做工,管工的欠我一百圆,不肯还我,我向他要,他同我吵闹,又打我跌在地上,我身上有刀,就把他戳死了,糖寮就送我到地方官处,后来送到格颠刺司监房,未定罪,在监内卷烟,食不饱,又不好。”
  据《古巴华工事务》一书统计,漳州一带被拐卖当“苦力”的就有5万余人。据《岭东六十年纪略》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经由汕头出国的诏安籍华侨有216人。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有部分漳属人民因政治原因移居海外。1850年7月,闽南爆发“小刀会”起义,领导人多半是归侨。1858年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不少人潜往南洋各地栖身,据海外有关资料记载,1858年进入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华侨达1148人,大都是从龙溪、(漳州)后门等地撤走的小刀会会众。爪哇糖王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漳浦城关的程彩、东山梧龙乡的林美圃等,都是小刀会头领,最后被迫逃往印尼、新加坡等地,海澄县人许泗章因参加反清活动,被迫于1822年南渡马来亚槟城经商。
  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深得漳泉人民的支持。太平天国失败后,侍卫李世贤曾带领一支部队驻扎漳州,坚持斗争。不少漳州人也参加这支太平军。后来起义军在广东被打败,许多漳籍的士兵纷纷逃往南洋避难,成为华侨,这一时期,除被拐骗当“契约华工”或政治原因出国外,有不少人是为逃荒或为谋生而出国的。
  诏安县黄姓(紫云族谱)记载: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有黄世钮、世铜、世鑫、黄长河、长汉、长海等因生意萧条,相携乘船到马来亚沙捞越美里坡谋生。1862年--1871年,诏安人吴振春、渖代、浚祥、田水柿、吴国江、吴长福、浚愈、吴长意、吴标香、吴火荣,海证人蔡到马来亚沙捞越拉叻开埠。
  清咸丰年间,漳浦马坪乡文店村戴文水从海澄港尾卓岐乘帆船出国,居留新加坡,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巨富,娶英国女人为妻。同一时期,漳浦县佛潭白石人杨士让往暹逻波竭省,由小商发展为巨商。漳浦县佛潭下坑村杨鸟番往美国旧金山当淘金工人,同一时期出国的还有杨番周。
  清光绪年间,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出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谋生。至清末民初,旅外华侨达300多人。
  从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漳州一带出国的人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三、民国时期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漳州人民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由于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少穷苦人家被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
  清末,有些人因参加反清活动而流亡南洋,如诏安县城关北闯的涂渺沧,早年加入同盟会,因参加1907年黄花岗“丁未起义”失败而遁居槟榔屿。
  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侨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漳属各地许多青壮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1926年,军阀祸害南靖后,有360余灾黎被迫出洋谋生,其中重点灾区塔下村就有230多人。
  1927年,平和县不少进步青年参加农民革命活动,在革命低潮时为躲避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而相率外逃。当时崎岭、九峰、霞寨、芦溪等乡镇逃往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家的就有1OO多人。
  东山县康美乡是一个风、沙、旱灾最多的沿海穷地,百姓常年靠薯叶、野菜充饥,仅1933年灾荒严重加上苛捐杂税繁多,就有50人逃往南洋,如林如源一家五口,以农为主,因向富户借款500元安葬其父,一年倍利,无法偿还,遂逃出国。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南靖农村萧条,国民党对科岭、上板寮等苏区进行“清乡”围剿,有300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出洋谋生,其中科岭和上、下板寮共有1OO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漳州一带不少人为逃避战乱而出国谋生。平和县籍的黄文炳领导平和霞寨农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于1934年逃难到新加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福建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的却有不少在东南亚惨遭战火洗劫的华侨从陆路辗转回国避难。当时由缅甸逃难回到漳州的华侨就有千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归侨要求返回侨居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共同负责将这些华侨送回原侨居国,到1947年7月,漳属各县归侨向厦门侨务局登记申请复员出国的达数千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壮丁,派捐税,刮民脂,人民生活艰苦,有不少漳州人被迫出国谋生,仅南靖县出国的就有380人。

四、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逐渐解决了劳动人民的失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消除了国内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因此,中国人民大批出国定居的现象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申请出国探亲、定居。据统计,1950年至1956年,龙溪地区(今漳州市)出国的人数只有997人,大大少于新中国成立前。
  1955年中国与印尼政府签订解决双重国籍的协议,此后又多次重申鼓励华侨在自愿的原则下选择加入当地国籍。为了适应侨居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东南亚的漳属华侨大部分加入当地国籍。不少赴欧美留学的漳属华侨、华人和移居台湾的漳籍人在学成后便留居当地就业,加入当地国籍。这样,漳属华侨人数相对减少。据1956年龙溪专区调查统计,漳属华侨总数140748人。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发生排华事件,约有50万名华侨被迫离开居住地回祖国定居,其中有9277人到漳州定居。60年代,除以继承遗产或家庭团聚等原因重返侨居地的少数归侨、侨眷外,出国定居的移民很少。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害怕“海外关系”连累,很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1971年6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指出凡因要求夫妻团聚或需要出境继承直系亲属产业或助理业务的归侨,侨眷亦可经香港出境转国外定居。1972年以后,全地区获准出国或去港、澳的归侨、侨眷人数比过去增加。1978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因此每年申请出国的漳州归侨,侨眷人数明显增加,但除少数人得以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定居外,要求前往东南亚的大多数滞留港、澳。
  80年代以来,漳州实行对外开放,政府进一步放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为公民出国提供方便。漳州有一部分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团聚、定居,也有不少申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自费留学的学生,学成后在当地谋职。


<转自>漳州古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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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灵通山的南麓有个壶嗣村,是台湾“阿里山之神”吴凤的故里。村中设有“吴凤史迹陈列馆”,馆内陈列许多珍贵的史料、图片,不仅宣扬吴凤成仁的精神,同时也介绍吴凤家乡人民生活风貌,具有观光、教育的双重意义,值得参观旅游。游客可选择上灵通这山之前或之后,在此处稍停片刻。
  参观陈列馆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有关吴凤的事迹。吴凤,字元辉,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生于平和县乌石村(今大溪镇壶嗣村),5岁随父新吴珠、母亲蔡良惠东渡台湾。24岁任阿里山理蕃通事,凡45年。任职期间,吴凤以诚宣化,以身作则,以仁政感化台湾高山族同胞,为开发台湾,特别是开发阿里山地区文化、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革除封建社会遗留数千年钉人祭神的恶习,促进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团结,他毅然把自己的头颅交给山胞,舍生取义,以身殉职。吴凤的大仁大勇终于感化了山胞,立誓不再钉人祭神,革除杀汉人“出草”的恶习。此后,吴凤被台湾民众尊为“阿里山之神”,建立“吴凤庙”,岁岁顶礼膜拜。
  为缅怀先贤,吴凤故里壶嗣村吴氏宗亲于1986年筹建“吴凤史迹陈列馆”。陈列馆设在村里吴氏宗祠之内,馆内正面悬挂吴凤巨幅遗像,左边陈列壶嗣延陵子孙东渡台湾世系表,右边陈列与吴凤有关的历史文物和史料。馆中楹联数幅,其一“闽山乌石尽臣,吴凤故里人杰地灵,贤能辈出;台岛中埔埋忠骨,元辉庙前松青竹翠,兰桂齐芳”。其二,“岂高官方能建勋业,一片丹心垂史牒;是大勇始可言仁人,千秋俎豆享吴凤”。写得都很工整。壶嗣村附近是著名的荔枝产地,游览时,当您置身于荔枝海中,看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也会游兴大增。
幽默,搞笑的我,总想把欢乐带给你,好想和你拥有一份真挚情感,也许故事会在你我之间发生.....
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平和县大溪镇壶嗣村《吴氏族谱》记载:始祖文应公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从漳浦陆鳌迁徙壶嗣肇基,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谱之时,迁台者共179人。其中有:十世公恕,十一世登高、九效、九法,十二世珠、家铭、朝称,十三世凤(随父吴珠迁大目根堡鹿麻庄)、芳、重浚、重涉等10人,十四世敦、玉、丕、欢等32人,十五世交、抄、练、清等43人,十六世灿、钟、衍、蔽等51人,十七世喊、曾、濠、乌耳等25人,十八世聪明、都等5人,十九世水养、红狗等6人。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_ ... &index=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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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壶嗣吴姓开基于元代,开基祖吴伯和,是南宋从莆田来居漳浦马口甘棠村的吴强老第四代孙 ... 其祖逊琪,是平和壶嗣始祖文应的第五代孙(文应是由莆田来漳浦马口开基的 ...
www.zhangpu.com.cn/culture/zpsec/csyl/ssy20.htm - 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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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福建省平和县壶嗣吴氏:始祖吴文应。祭-烈-缘-詹-资-舍-嗣-富-察-翊-绎-裕-叔告-起渥-强老-尚彬-清溪-汉一-伯和-文应。新碑乌石吴氏:始祖吴则惠,系念二郎吴岳之次子。泰伯...吴宣(71)- 纶-宥-坤二-吉甫-五四郎-千九郎-六四郎-念二郎(79)-则贤、则惠、则茂。岭下村吴氏:始祖吴峻岭,其字辈:峻敦道忠成直一毓国永元文时,文章经国盛时世振家声统绪承源继宗基甲第荣。九峰镇、坂仔镇、文峰镇吴氏:吴伯亮之孙吴云传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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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壶嗣海外名人----吴学濂

吴学濂(1895-1970),原名穿濂,号淑周,大溪壶嗣村人。学濂的祖父吴福星,年青时只身南渡,侨居于泰国暹罗湾的北大年,初开采锡矿,尔后创办金利号,经营出入口货物,因经营有方,业务日臻发展,不少南渡谋生的平和同乡,大多依附其门政做事。北大年成了吴氏家庭在泰国的发祥地。


学濂父乔株,有8子,学濂排行第五。学濂聪明好学,有学者风度,因长兄吴穿扬与曾福顺合资创办曾福顺商号于陶公,需他协理,经兄再三催促乃弃学南渡从商。不久,穿扬去世,学濂继兄业独当大任。为了拓展事业,他毅然弃商号改建有限公司,从此业务蒸蒸日上。他还兼营橡胶、土特产行业,亲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他善于团结下属员工,奋力开拓经营,业务扶摇直上,缍成为北大年著名的巨商大贾。致富后的吴学濂,不忘文教事业。他在侨居慷慨捐资兴学,初与旅泰侨胞兴办北大年中华学校,继又创办也拉平民学校和增民中学,而尤致力于争取增加化文教学时间。1965年学濂70寿辰之日,他革除陈规,把生辰庆典的费用捐赠于各民立学校,还建延寿堂以安老恤贫,又建北大年中华学校大礼堂,纳华侨公会于此,为促进各学校、团体间的团结协作而竟诚尽智,鞠躬尽瘁,因此,为社会各界人士所敬仰,先后被推为北大年中华中学校主,也拉平民学校和培民中学董事会名誉主席、北大年华侨公会主席等职。学濂虽身处异邦,但念念不忘祖国,尤其不忘其故乡的文教事业。民国26年春,他与泰侨吴乃武、吴连福、吴玉印、吴良诚、吴拔萃等人集光洋1.2万余元。创办大溪壶峰小学,为故乡的文教事业,作出侉有益有贡献。学濂家教严谨,平时戒骄戒奢,以身率下。其子弟无纨侉习气,侄吴微章1969年任合艾市市长,三女吴赛梅1986年任北大年市市长,其子孙或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者达数十人,或从政,或从商,各有成就。1970年10月,学濂逝世于北大年,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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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壶嗣郎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06-08-07 ,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电信ADSL
吴佩谦 又名实苞 ,号来石迟晖,1940年出生于福建省平和壶嗣。现为福建厦门市鹭晖艺轩负责人。漳州灵通书画院艺术副院长,准海书画院名誉院长。新加坡新神州艺术院名誉院士。特聘高级书画师,《中国现代书画名家名作》编辑委员会特约委员,东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东方现代书画家联谊会常务理事,客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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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wekin

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09-07-09 , 来自:欧洲
这些资料看了又看
关于壶嗣,就没有天新的资讯
离线上官紫剑

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09-07-12 ,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
壶嗣就是“后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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